前言
　　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京沪两地律师行为的差异并且研究其原因。为什么选择北京和上海来进行比较，因为北京集中代表着中国的北方，而上海则集中代表着中国的南方，北京的律师主要集中着北方律师的特点：而上海律师身上则突显着南方律师的特征，把他们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看看我们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首先，从地理上看：中国历史上南方有两个含义，一是江南，二是岭南。江南地理上即指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岭南地理上是指珠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鉴于我们的题目范围，暂且将岭南的话题放在一边，专心来看看北京和上海的差异。在我们进行了粗略的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北京和上海其实本质的差异就是南北差异，体现着南北文化的冲突。
　　其次，从人的性格方面看：尽管目前对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还远谈不上系统和深入，但实际生活中我们已对不同地方的文化和人格有着各种近似的归纳和认同，应该说，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别是有历史渊源的。历史上北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便是其代表人物；南方则多风流儒雅的文人骚客，作《离骚》的屈原便是其代表。过去，就连犯罪，南方人也是多以智力型为主，如诈骗活动等等；北方人则往往是刺刀见红，以暴力犯罪为主。
　　第三，从气候和历史发展来看：北半球的国家，其南方往往代表着繁闹和温暖；北方则代表着寒冷和空旷。而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看，中国文明的中心最早是产生于西北黄河流域即陕西一带，随后它的重心逐渐向东移动，先是洛阳、开封一带，尔后到北京；再又自北向南移动。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生在北方而不是发生在物产丰富的南方。中国历史上北人南迁，有三次大的变动：第一次是南北朝；第二次是“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宋代。通过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南方得到开发。为什么富饶、温暖的南方开发得最晚？因为当时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是有限的，在寒冷的北方传染病更少一些，所以人类只有在近现代，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在南方生存。因此，直到明清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才逐渐转移到了南方，二十世纪以后更是如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和北京在二十世纪南北冲突中的重要性，所以，很多人说京派和海派的冲突，表面上看是南北冲突，实际上是中心的冲突，即上海作为一种新的城市代表着新的文明，北京则代表着本土文明。
　　结合上面谈到的几个方面，回到我们熟悉的律师话题，我们不难看到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律师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律师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一、关于风格与性格方面的比较
　　办事风格对律师来讲亦可以说是办案风格，北方律师特别是北京律师在办案的总体风格上讲多习惯于从整体、从宏观、从战略上去考虑问题，谈问题喜欢一针见血，这恐怕与宏观思维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强调对案件全局的把握，而对证据、文字修饰等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有无的层面上，缺乏更进一步的探究，或者说是不愿意进行深入的探求；以上海律师为代表的南方律师则突出体现在对具体证据研究上的功夫和精细，偏重对证据效力、文字表述、证据与法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讲究和侧重。可以说北京律师对战略问题考虑得比较多，而上海律师则对战术问题考虑得比较细，其结果形成南北律师不同的办案风格。造成对手在阴沟里翻船的往往是上海律师，其步步为营的战术确实令对手难以展开；而强攻猛打的方式多为北方律师所偏爱，直捣黄龙的手法似乎更符合北方人的性格。究其原因，与两地人的性格特点有关：北京人的特点，第一是盲目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到了外地就像中央首长一样；第二是官本位严重，重视社会地位、门第、学历、轻商。另外，北京人说的比做的好，想的比做的多。北京服务行业基本上全被外地人占领。北京人不愿干小事，不愿挣小钱，轻商，这既有价值观念上的问题，又有行为能力方面的问题，缺乏踏踏实实做事的能力。相比之下，上海人的人格特点要理性得多，通常认为，上海人做事是经过利益算计的。过去认为这样不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看来，算计不是缺点，是必须的。经过算计的生活会过得更有效，最小的成本可以获得高回报，生活质量会好。花同样多的钱上海人可以比北京人生活得好。有人说，北京人敢于生活，上海人善于生活，这话一点没错。
　　二、关于商业文化的影响
　　受商业文化的影响，上海律师的敬业精神集中表现在他们对自身的定位以及与客户的关系上，这主要基于其对服务精神的完整的理解，他们习惯于将自己摆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位置上，摆在从属的地位上，无论服务态度还是敬业精神，充分体现了海派的特点。反观北京的律师，多少受官本位的影响，或多或少地表现在与客户的关系上强调平等地位，甚至出现斥责当事人的现象。说到敬业精神，北京与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北京，你一上车，只要你张口，司机都和你聊，海阔天空，无所不包，甚至你不张口，司机都会没话找话跟你搭讪。给你感觉北京人真热情，可到了地方他还跟你聊哪，开发票时还着着车，能多走个字算一个字，还说不准有个别的趁你高兴多绕点路，小宰你一下。在上海，反过来，大部分司机不同你聊天，只管开车和回答跟他拉这趟活儿有关的问题，让你觉得上海人老大，看不起外地人，到地方以后，司机立即熄火算帐，跟你清清爽爽，决不拖泥带水，因为在他脑子里他的职责就是开好车，平安、迅速地把客人送到目的地，赚钞票，客人的心情与他无关。究其北京人的人格当中缺乏现代因素，比如契约精神、时间概念、效率观念、职业精神等，这与北京作为“皇城”的历史太久有关，虽然，北京算起来也有了几十年现代城市建设的历史，但与其厚重的传统积淀相比，真好比汤上浮油一般。做生意跟北京人谈判很容易，履约困难，而与上海人谈判困难，但履约顺利。相比之下，上海人的人格特点是理性主义的，是在100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半殖民地统治的情况下逐渐养成的。最近对租界的作用有许多新的认识，过去只讲它坏的一面，现在也认识到它对中国人现代意识的培养有着一定的正面作用。因为第一代城市人都是农民，第一代工人也都是农民，从传统的农民变成现代社会的市民这个过程必定是漫长的。旧时租界里对中国人的陋习有着非常多的规定，规定得非常之细，包括夏天不能赤膊、挑粪桶要加盖、不许随地大小便、不许动手打人等等，上海人到现在只动口，不动手，上海人吵架的过程是漫长的，要讲理，以至于使看热闹的人都失去了耐心，不欢而散，不象有些北方人三句话不对就动刀子了。就这样，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市民规范，一种传统的养成需要漫长的过程。上海人比较容易把合理的东西变为现实，而北京人却比较困难。
　　三、关于两地律师发展的状况
　　自1989年起，司法部开始在全国进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京沪两地响应最为热烈，可谓是领风气之先。当年，北京有4家试点律师事务所，上海有9家之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上海人接受新事物的态度。北京的4家试点均由青年律师担纲，有点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上海的9家试点则多由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律师领缨为主，这与上海的律师传统不无关系，因为在当时上海的律师圈子里，只有那样年纪和资历的律师才可能或者说是有资格进行这样惊心动魄的改革尝试。然而，10年之后再比较两地律师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中，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比例已占到80％以上，已成就一批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可以说目前中国较大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占了大多数，这与舍得投入，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性格以及政策引导等诸多因素是分不开的；而上海到目前为止，合作所依然还占律师事务所的大多数，合作所承担的是有限责任，比较负无限责任的合伙制风险自然要小，这不能不说是上海人聪明和精细的地方。上海自解放以后，由于其中国最大经济城市的独特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了40年无与伦比的贡献，然而也成为计划经济受害最深的地方，上海人曾为此自豪，也为此抱怨，更为此而傲视外地人。上海人因自视地位高于外地人而拒绝离开上海，惧怕因此沦为外地人。上海人的封闭原始于此，亦受害于此。过去，由于经济的发达，特别是优质的轻工产品和新颖的服装鞋帽款式，使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上海作为标尺度量其他地方的发达程度，比如将某个相对发达的地方称为“小上海”，就如同改革开放之初被内地人称“小香港”一样的透着自豪和得意。以上海为度量发达程度的标尺，加上曾经充当“国际城市”的历史，这两样鼓励着上海人的优越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着一向勤奋和充满活力的上海人的固步自封。
　　四、关于两地的律师传统
　　从历史上看，上海应该是中国最有律师传统的城市，起码上海从地理位置上讲离现代律师的近亲——浙江师爷要比北京近得多，且文化一脉相承。上海律师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是有大律师的，即名律师，这和工商贸易发展中的名牌效应不无关系。其内部运行方面受宗法影响，师徒相传，秉承衣钵，自成一统，精益求精，到如今还习惯以老师学生相称。北京另有不同，北京是英雄不问出处的，象上面提到的合作制试点的例子，相比之下，当今的北京倒更有点象冒险家的乐园了。北京文化的一个特性就是不服，什么名家、大官、家族、皇亲、贵胄、历史、传统，总之他见的多了，一概不憷，嘴上不憷，心里也真不大憷，遗憾的是做得太少，没多少太能拿得出去的东西去证明给人家看，这和北京的足球一样，遇强不弱，遇弱不强，这说不清是北京人的优点还是缺点。因此，北京基本上没有上海人意义上的大律师，而今更是齐头并进，你超我赶。上海人的不服较北京人更有理性，面对比自己先进的事物，上海人口服心不服，上次上海律师篮球队到北京参观律师事务所后，听到一位律师这样一番话：这样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还没有，不过上海人一看到差距立刻就会赶上去，还要超过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点，这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人的性格；北京人呢，就有点人烂嘴不烂的味道了，美国律师，美国律师又怎么了？嘴上永远不服，就象“国安队永远争第一”（国安队对外宣称的口号）。一遇强手，北京人又拿出藐视一切的劲头，现在北京就有一些律师事务所瞄准世界一流的律师事务所了，发誓要接近他们，超过他们，虽然差距从目前来看还是非常巨大的。在旧中国，北京的律师和上海的律师无法相比，因为，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经贸的发达和律师的发展永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基于北京市司法局对律师事业发展的思路，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一大批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人才，使北京的律师业在短短的几年内形成了一次跨越，求高、求新、求国际标准在北京的律师当中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目标、一种追求，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以集团合力，为主流的运行模式；然而应当清醒地看到，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粗放也日益形成北京律师发展过程中新的忧患。相比之下，上海律师的发展步伐是相对稳健的，其圆润精道正符合上海人的精明细微的性情，锱铢必较的上海律师本应当是当事人的首选，然而过于计较细节，缺乏适度的让步往往导致功败垂成，这本来就是个哲学中辩证关系的问题，但“算尽则死”确是应当避免的。
　　五、关于管理思路
　　北京是全国实行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管理体制最早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律师事务所自律管理为基础，以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为主体，以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为核心，以社会各职能部门监督管理为保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律师管理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放，放手让律师自己管理自己，充分发挥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和每个律师的自律作用。北京近些年较少再成批组织律师赴国外进修，改为为自愿出国进修的律师提供方便，这实质是在律师的业务素质培养上，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去年报纸对上海某一律师关于一件刑事辩护案件的收费问题进行了大量篇幅的报道，认为收费过高。我们不知道上海律师怎么看这件事，北京律师不少人觉得这多少有些滑稽，首先，事先约定的标准应当遵守，其次，司法部在90年代初制定的收费标准早已因明显不适应今天社会发展和律师业发展的实际而明存实亡了，今天的当事人看重的是律师的服务，相比之下价格因素让位于服务质量，借一桩刑事案件的收费把律师搞得灰头土脸，实在看不出对律师的发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90年代初期，律师体制的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的早期，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律师事务所还在不同程度地吃官饭，绝大多数律师还占着国家拨给的行政事业编制，那个时期出台那样的收费标准是不奇怪的。然而九年过去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律师业的飞速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天还守着当初的收费标准反倒真是应该令人奇怪了。上海在实行计划经济40年后，变成了计划经济的守法户，冒险家的后代变成了“模范丈夫”。律师收费不外基于时间、经验、名气（品牌）、损耗和标的这五个要素，在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之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实际应成为当事人购买法律服务，或者称之为法律消费。律师发展过程中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培养全社会的法律消费观念，这一点北京律师做得比较好。这里有价值杠杆的因素，受供求关系的调整，完全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当然也要受主管部门的监督，但监督决不是统管和统死。
　　六、关于人员结构
　　鉴于北京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中国最好的法学院校和法学研究机构大多集中于此，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其中不少南方学子毕业后留京从事律师职业，这部分人一方面在京就学期间经受了京城文化的冲刷和洗礼，已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京味文化（因为是学生往往很难拒绝新奇文化种类的引诱），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用自身的文化来对京味文化进行着诠释，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此外，由于中央部委均集中在京城，自律师制度改革时起，就不断有人离开政府部门，从事律师职业，这部分人员大都来自全国各地，自然也少不了中国南部地区，有了他们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京城律师人员结构的变化，使之在南北文化方面进一步融合。因此，可以这样说，北京律师的人员结构和北京的人员结构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律师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北京律师整体内涵的丰富，既集各家之长，又聚各家之短，这点大概也居于全国之首。北京律师人员结构是多重的、丰富的，而上海律师人员结构与北京相比相对显得单一。
　　其实，自改革开发以来，北京即开始变成全国最活跃的文化中心，而不仅仅限于官方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发源地，按城市功能来讲本来应该是在南方，但现实却是在北京。原因是北京的人才机制。在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北京作为首都能源源源不断地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到北京来，而其他城市如上海就不可能了。1949年前北京人口156万，1988年北京人口突破1000万，现在1250万人。北京是唯一凭借政治、文化的特权，源源不断吸收人才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因此也具有移民化的活力。为此，北京出现了新的文化空间，也就是说，北京不仅有体制内的官方主流文化，又有体制外的文化空间，使得众多歌星、演员、艺术家、导演、制片人、自由撰稿人能够云集于此。类似北京的这种情况在上海没有发生，上海的变化则更富有戏剧性，建国时叫做资产阶级大染缸，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后来又成为计划经济的排头兵，60年代中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随着户籍制度的建立，上海变成人口不能流动的城市，上海人流不出来，外地人挤不进去，所以，文化活力萎缩了。由于人口流动的停滞，城市文化创造明显衰退了，曾经是中国文化半壁河山的上海，到80年代成了地方队，无论思想、文化、艺术，上海市民文化的根基传统被割断了。虽然现在上海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成为经济中心，但上海文化还没有复苏的信号，可见文化复兴比经济复兴要困难得多。这一点也反映在律师职业的方方面面。
　　七、关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北京比较注重政治信息，上海则偏重于经济方面的信息，北京人除对北京的事情感兴趣之外，对全国其他地方的事情的兴趣也远比其他地方的人强一些。据统计，北京人阅读和订阅其他地方报纸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方面因为北京是首都，北京人有股子以关心天下事为己任的劲头，另一方面也因为北京人90％是1949年后进入京城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女。北京律师敢于出去创业，除去国外，北京律师已在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发达城市开办了分所，同时也打开门户接受外埠律师来京设立分所，然而上海律师在京设立分所的仅有一、两家，这真是件值得上海律师考虑和令北京律师疑惑的事情。北京是政令发布的起点，而其他地区则作为政令到达的终点，北京人对政策的领悟自有他不同于其他地方之处，可以说是多年地处京城所培养出的对政策敏感的结果。
　　八、历史及文化方面渊源的比较
　　在历史上北京曾几为都城，但内涵各有不同。战国时期，北京成为燕国上都。辽代在公元936年把幽州升为陪都，称之为南京。燕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城南。金朝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称为金中都。1267年元代称燕京为中都。北京真正成为一个国都，应自元朝开始，此后，明、清两代的都城均迁建于此。
　　上海作为地名最迟在距今千余年前的宋代已经出现。最早可能只是一条河浦的名称，以后舟楫往来，贸易渐兴，河旁兴起的市场随浦而名，称之为上海镇。元代时，现今上海地区境内设置最早的华亭县一分为二，分设的新县设置于上海镇，县亦称为上海县。以至晚清，人们通常所说的上海一般仅指上海县，更狭义地使用仅指上海县城及其四周近廓而已。明清时期，上海县都为松江府所辖。民国肇始，上海始建市，辖境时大时小，并且开始领有郊县。
　　北京和上海作为城市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种冲突是怎么样显现的？城和市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汇，在汉语中，则是两个概念。人们通常说北京城，但没人说上海城。城和市的区别在于，城是一个中央政府派出的军事和行政中心，它的主要功能是行使地方的行政权力和防御外敌。所以在中国最偏远的大西北也有各种各样的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有一个高大的城墙。与之不同，南方的市、镇是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自发形成的聚集区，开始叫集市、集镇，最后发展到小的市。它的功能是在商业活动中作为商品流通地、集散地而形成的聚集点。它的形成背景与城完全不一样。所以南方的市，像江南的米市、茶市、药市，都是这种商品的集散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南方的市镇，最后发展成大规模的城市，像苏州、杭州、南京，直至上海。上海开发起来之后，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整个江南最繁华的大城市，把几百年前就非常繁华的扬州、苏州、杭州、南京都抛到后边去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遇造成的。所以有人说北京与上海的比较很像中国和美国。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像一位威严的老人，北京城市年龄是3040年，建都历史800多年；上海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和美国历史差不多。在威严的天朝中心、800年古都的北京面前，上海是很难扬眉吐气的。但近代以来，从18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运输中心，到本世纪20—30年代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亚洲的所有都市。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形成了北京和上海南北两个文化中心相互对峙的局面。北京作为传统文化、政治中心，“五四”后成为新文化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第二个十年转到了上海，鲁迅等人都到上海。所以到了30年代，上海已成为同北京并驾齐驱的、尖锐冲突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北京同上海发生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化论争，两地文人互相指责、互相鄙视。为什么出现这种尖锐的文化差异呢？主要因为这两个城市都具有不同的文化功能。北京作为政治中心，首先代表着官方主流文化，其次代表着士大夫的知识分子文化。因为中国封建时代它的官员是经过科举制度产生的，都是“研究生”水平，高学历。京城里的京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在从政的同时发展出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文化样式，包括审美趣味，如书法字画、京戏等。另外，北京还有民间民俗文化、市井文化，如：隆福寺、天桥、厂甸、“骆驼祥子”等，这些都是老北京的文化。北京文化是上下分层的、大雅大俗的、反差强烈的文化。因为北京有一个庞大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它的上层与下层不沟通。必须用两个称呼来表示北京文化，把前者雅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称为京派文化；把后者民间、民俗文化称为京味文化。这种大雅大俗的特点表现在很多方面。譬如说，北京的建筑，一方面是宫殿王府，金碧辉煌、雄伟高大；另一方面是昏暗、低矮的四合院，反差很大。又如，北京的饮食，一方面有非常发达的贵族菜肴，如满汉全席、仿膳等；另一方面是卤煮火烧、灌肠等等。在旧社会前者是为贵人、有钱人服务的，后者是为下层百姓、穷人服务的，缺乏中间层。反观南方饮食的特点是价廉物美、雅俗共赏的。它的消费对象是从普通市民到资本家都可以吃的，都消费得起，这是上海市民文化的特点。所以，北京的文化是上下分层大雅大俗，这种特点的遗迹至今还存在着。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书摊，北京的书摊很有特色，既有很雅的书，又有言情武打书，雅俗共赏；在上海以及中国南方大多数城市的书摊上绝不卖学术著作、工具书，统统都是通俗小说，分工明确，而在这方面北京则是融为一体。
　　老舍通过他写的《四世同堂》、《茶馆》，使人们领略了老北京人的风采。老北京人受旗人文化影响显得温文尔雅，有教养，有文化；同时又有一种古典的美、颓废的美。北京人喜欢称“爷”，如“款爷”、“倒爷”等；另外，爱称“老”，比如，把“莫斯科餐厅”叫“老莫”，把自己的领导称作“老某”等等。老北京人（通常是指建国前来到北京的）安分守己，顺从忍让。新北京人（指建国后来到北京的）则不一样，他们不是从胡同里长大的，而是解放后打进来的，带有军旅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传统，主体生活在大院里，这些人是当代北京人的主体。他们第一个特点是关心国家大事。在外地人眼里，北京每个出租车司机都好像参加过政治局会议，在海湾战争期间，许多出租车司机都有一套解决海湾战争的方案，这令来到北京的外地人感到吃惊，说北京人的水平真高；第二个特点是偏爱干大事、挣大钱——能不能够挣到是另外一回事，习惯于宏观思维。搞经济研究北京人搞宏观的多，上海人搞微观的多；第三个特点是喜欢侃大山和幽默。应当说明，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北京的群体人格逐渐变得粗俗了。老北京人非常温文尔雅，而新北京人则发展出了一套京骂，并有把它推广到全国的趋向。
　　把上海的文化同样用一个大概念来概括，则可称为洋场文化，它的文化形态与内地、北京相比完全不一样。作为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文化产出是什么呢y首先，是工商业文化，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企业家的精神、冒险家的乐园、经营管理职业精神等等一整套。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文化、工商业精神都是那时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其次，上海是仅次于北京的文化中心，20年代以后上海成为超越北京的文化城市，因为当时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气氛沉闷，所以大批知识分子纷纷流向上海，使上海一跃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不过，上海的知识分子、文化样式、追求和定位与北京完全不同。回顾一下，会发现中国现代所有的文化样式都是从上海发源的，如流行音乐、话剧、版画、漫画等等。上海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奠基学说和发展学术，而是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另外，伴有一种由市场导向的、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文化趣味，这也是一种商业化的制作机制，所以上海的电影、流行音乐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归纳起来，上海的文化是雅俗共赏一体化的横向传播的文化。由市场造成的这种社会流通和社会平等，使人们感到在金钱面前的平等，只要有钱都能进舞厅，不讲究身份，所以过去的上海工人也跳舞，也听说书。上海的生活服务、生活质量是均衡的。
　　八、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高新技术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原有的信息地域性优势将不复存在，因此，片面地要求律师个体的“三懂”或“五懂”显然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跨行业、跨学科乃至跨地区的人才组合将成为律师事务所发展的趋势。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封闭的、孤立的运作模式必将为联合的协同的运行方式所取代。所以依据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将愈来愈趋于统一，而这一求同存异并保存各自优秀传统的进化结果，将使我们面对更加广阔的服务市场，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刻，我们讨论地域文化对律师业发展的影响，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扬弃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经验，以新的理念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