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约稿，让在北京律师制度恢复30周年之际，以首都律师行业发展为题写篇短文。打腹稿时，脑子里突然蹦出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于是就顺着这个意思，产生了如下的感想与观点。
　　中国的律师制度其实产生于1979年，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律师职业
　　律师是受聘来专门帮助人们设计、解释、运用社会生活中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游戏规则”的特殊职业，可以简称为民间规则专家。
　　传统中国的农耕社会只有“青天大老爷”及其“师爷”，没有律师，因为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简单，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需要，也没有能力花钱供养规则专家。
　　作为西化的成果之一，民国时期的中国引进了律师制度，也产生了像施洋那样的著名大律师。但是因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律师制度形同虚设，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在那个年代，在政治生活领域、经济生活领域包括社会生活领域，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暴力。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律师，虽然有些人似乎被冠以这个名称。当时尽管已经有了稳定的政权结构，有了远比农业复杂的工业化生产，但整个社会实行的是军事化和准军事化的全面管制，身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契约。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进思潮面前，律师从根本上仍然可以说毫无用武之地。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律师连概念上的存在意义都被彻底否定了，最终被归入“牛鬼蛇神”之类。
　　因此，笔者认为，自有文字记载的近五千年来，中国社会真正产生律师制度，是在1979年。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权被肆意践踏的严重后果的反思成果之一，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发端处，中国社会在理念上开始承认律师制度的重要性，在现实中则出现了“法律顾问处”——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个真正的开端。在此期间最值得提及的一句话，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曾对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中国需要40万律师。
　　1994年之后律师行业的高速发展，说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律师职业成长的社会土壤
　　可以把过去这30年的中国律师行业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前15年和后15年。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于1993年11月14日。从这一天开始，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结论，市场经济不仅在理论上被认真接受，而且有了深入推进的具体安排。正是在这份历史文献中，律师事务所首次被列为“要重点发展”的“市场中介组织”。
　　在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5年中，中国的律师制度虽然已普遍建立，但基本上和社会经济生活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而且依附于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律师可以被视作一种职业，还不能被视作一种行业。
　　如何理解中国律师行业1994年之后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最核心的原因是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要充分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谈起。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个观点不能说错，但在笔者看来，至少不够深刻全面。
　　包括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在内，任何经济体制都必然需要法律规制，换句话说，都必然有需要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经济“游戏规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也可以说任何经济都是法制经济。所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不仅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而且还可能为过分的国家干预提供理由。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能概括市场经济本质特征而又最能被人理解的说法，应当是“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这两句话。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经济生活领域中一个始终不变且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脉络就是不断发扬经济民主。从早期的农村包产到户，城市的政企分开、经理承包，到后来的产权改革、“国退民进”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有的尝试都贯穿一个主题：尽可能让经济主体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行动者和市场竞争者。应当说，中国经济这30年之所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从管制经济转向了民主经济。
　　作为经济生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契约取代计划指令，成为人们生产、交易的基础。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人们为了生产、交易大量拟定契约。整个生产交易活动，实际上就是讨论和执行契约的过程。
　　市场经济对中国律师行业产生的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客户。律师的客户必须包括两个前提条件：决策自主权和经费支配权。这种经济主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只有市场经济才为律师行业提供了基本客户（真正意义上的衣食父母）。
　　其次，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客户需求。市场交易的自由化和多样性导致了风险控制需求的增加，如何提高市场交易行为的规范性和安全性，就成了作为市场监管者的政府和作为市场交易主体的企业都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间规则专家，律师的业务范围必然开始从传统的诉讼领域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扩展。市场化程度越高，律师行业的客户需求越大，这个原理可以用来分析和说明中国各地律师行业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基于人权方面的政治考量导致了律师制度在中国的重现（其实是创立），但中国律师行业的真正发展，却是最近15年的事情，原因就是实行了市场经济。
　　必须站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高度，才能清晰地看清北京律师行业这30年走过的发展道路，理解取得的成绩，同时明白存在的不足
　　可以从不同角度界说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在笔者看来，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是转变3个方面：一是思想价值观念，二是人际交往的游戏规则，三是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限于篇幅，这里重点谈谈“游戏规则”，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同时关系到律师行业的未来发展。
　　稍微细心一点的观察家都会发现，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几乎所有规则都在或快或慢、或明或暗地发生变化，小到家庭、邻里关系，大到国际交往、国家宪政。在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规则变化中，尤以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变化最为明显。由于规则不成熟、不稳定，甚至不合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势头迅猛，但问题也非常之多。只要稍微深入地想一想城市社区物业管理这么一个身边的例子，就知道问题有多么复杂，多么严重。
　　这里要提出的一个在笔者看来非常重大的问题：那种既符合市场经济普遍规律，又适合中国国情，能够帮助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游戏规则”，我们寻找到了吗？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现在仍然处于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那么这条“规则之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接下来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我们将依靠什么人来研究、发现、试验、推广那种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更加合理的游戏规则呢？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社会来说，这个问题绝对是战略性问题，非常关键。
　　经过仔细比较和思考，笔者的一个发现是：在中国，恐怕只有律师才是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最佳职业。理由如下。
　　（1）律师本身就应该是规则专家，而且应该是处在“临床”第一线的实践性专家，与其他法律职业（如法官、法学教师）相比，对现实的“游戏规则”相对最有发言权。
　　（2）律师事务所本身是一个经济实体，应该具有强烈的创业和盈利冲动；而推广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尤其是经济生活领域的“游戏规则”，往往意味着提高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展业务领域、增加业务创收。
　　（3）律师协会对律师行业的自律性管理已经走向正轨，开始具备较强的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拓展律师业务领域的项目投资能力，非常适合作为社会“游戏规则”研发工作的组织者和推广者。
　　如果以上看法基本成立的话，用它作为参照系来回顾与展望北京律师行业这30年的发展道路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北京律师行业过去这30年之所以发展迅猛，除了位于首都的地理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北京律师行业最早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接轨，率先推广了按照“两不四自”原则组建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率先实现了完全由通过选举产生的执业律师来领导律师协会。地理优势、人才优势加上体制优势的结合，使北京律师行业获得了更多的业务拓展机会，产生了许多在国内领先的业务领域，同时也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其次，与身处首都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相比，北京律师行业目前虽然成绩斐然，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在笔者看来就是在为中国社会（首先是经济生活领域）研发和推广新型“游戏规则”方面，自觉性和注意力尚嫌不足，投入和产出都很有限。当然，这里也有地方政府的导向问题，不能仅仅责怪律师。
　　最后，不论主观层面的情况如何，笔者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加快，律师这个特殊行业的社会存在价值将会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的重视。鉴于中国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规则瓶颈”将远远大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客观上对律师职业的社会依赖也将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笔者预言，未来的40年中，中国律师的总人数一定会达到并大大超过邓小平同志30年前的估计，中国律师行业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北京律师行业义不容辞地应该当好排头兵，在全国同行中率先实现从谋食到谋道、从个体到群体、从自在到自为的历史性转变！
　　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最终学会通过和平、协商而非暴力、对抗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纷争，就一定需要在人际关系“游戏规则”方面作出全面创新。在那种全新的，包括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西方先进文明因素在内的规则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律师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可能拥有的地位，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同行。
　　这就是笔者对河西30年，包括首都律师行业在内的中国律师行业发展前景的展望。
　　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本文看法：回顾30年河东开端良好，美中尚有不足；展望30年河西风光无限，继往更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