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北京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周年，律协给我寄来一份邀稿函，希望我能写点什么。此事居然使我心潮澎湃，夜不能寐。
　　对我来讲，律师工作几乎伴随了我的一生。我酷爱律师这个职业，我为它倾注了生命的全部热情和力量。我的律师梦始于初中时期。一部苏联和保加利亚合拍的电影《历史的教训》，令我流连忘返，一连看了6遍。季米特洛夫舌战法庭，驳倒希特勒，还“国会纵火案”于本来面目，并使自己获得无罪释放的精彩表现，使少年的我对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充满渴望，律师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但那时由于极左思潮，刚刚诞生一年的律师队伍一下子就被取消了。随后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人治彻底代替了法治。深受其害的邓小平、彭真同志深深体会到法治的重要性、律师的重要性。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坚定地提出，中国要发展起来，必须靠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中国要有律师，要恢复律师制度。”彭真同志主持颁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从此律师队伍得到迅猛发展。1979年，北京市刚成立律师筹备委员会，我就迫不及待地从一名中学教师调了过去。先后到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北京市第二律师事务所任职。1995年7月11日，我带领全所律师集体辞职，成立了全北京市第一家集体转制的合伙人制的律师所——北京逢时律师事务所。
　　几十年来，我深深地感受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必须要靠法律的完备，必须要依法治国。人民需要律师，国家也需要律师。“律师”的称号是无比神圣的，我们应该珍惜它。要做一名合格的律师，就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应包括两个方面：（1）办理的每件案子要从关系到社会安定、法制健全的政治高度去思考。（2）办理的每件案子无论大小，对当事人来讲都是大事，都应该尽心尽力，想方设法认真去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做了三十多年的律师，深深体会到，只要把当事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做，千方百计维护他的合法权益，每个案子都会出现奇迹的。我们每办一个案子，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都应该认真去办。有时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但是只要尽力了，当事人也能理解并感谢我们。比如我曾经承办了山东省的一个杀人案件。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是由我代理的，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不杀。但是由于当地的地方保护，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为了尽我最大的力量，我把这个问题直接向最高法院做了反映，也向中纪委、全国人大做了反映。这个案子本来应该立即执行，结果拖了3个月，最后还是执行丁。虽然人死了，但是家属给我发来了信息，将近500多个字。里面写道：“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知道律师尽了力，我们还是由衷地感谢您……”当时我看了以后，也很难过。但我觉得我努力过了，就没有遗憾。如今，许多律师退出了刑事辩护，认为难收钱、风险大、不起作用。但我至今仍坚持办刑事案件，对刑事案件情有独钟。我认为，人命关天，如果没有律师的积极参与，没有律师凭着良好的职业道德、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精湛的办案技巧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许多罪不该死的“死刑犯”将失去生的机会。
　　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