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吹起，我二十年的坎坷生涯终于结束。
　　1979年4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李鸿秀同志代表党委给1957年错划成“右派”的我进行“改正”。一时间我竟说不出话来。我那腾飞的翅膀毕竟被折断过，但我一直乐观地对待过去二十年的挫折与坎坷，内心总有一股曹植渴望事业的心情，“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此刻，我的心像秋天的枯叶在旋舞，半晌才说：“过去……太遗憾了！我别无所求，只要求所学对口，回到我的专业上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报效祖国”。
　　李鸿秀同志和善地说：“欢迎你归队！”他看了看办公桌上的台历说：“今天是4月9日，你准备准备，来法院报到”。
　　“不用准备，我今天就可以报到！”我急切地说。迟疑片刻，我又说：“我不想再当法官了，要求当律师，您看……？”“同意你的要求。”李鸿秀同志非常爽快地回答我。
　　就这样，1979年4月9日，我是在北京市律师协会报到的第四个工作人员。在我前面的是周玉玺、周纳新、付志人三位同志。当时正是律协边筹备边开展工作期间，办公室设在高级法院五楼509室，当调进人员达几十人时，也都是在这个大房间内办公、讨论案件。
　　一天，高级法院图书馆管理员来找我，说：“这本小册子退还给你！”我接过来一看，封面上写着《律师业务学习，资料》，心里不禁涌出一阵痛楚，我的业务书籍在我被打成“右派”之后都给没收了，更令我伤心的是我写的判决书（我被打成右派前，是高级法院刑庭代理审判员）装订成一本，也同时被没收了。我打开《律师业务学习资料》扉页，挥笔写了退书有感：“二十年学业荒怠，痛心疾首；终能为四化尽力，奋起直追！”
　　我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自己虽然是学法律的，过去也在法院搞业务，但政治上的扼杀，夺去了我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业务生疏了，而且现在做律师工作，角度也不一样。我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努力实践。那时，别的律师，特别是五十年代从事律师工作的同志办的案子开庭，不管多远，我都骑自行车去旁听，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他们。
　　于是，办案、接待、法律咨询，我不满足于组长分给的案子，总是要求“再给我一个！”下班了，我不回家，留在办公室看卷。吃饭、睡觉，甚至连上厕所都在想着案子。在办案之余和节假日，我结合办案、咨询写了200余篇有关法律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或省、市级十七个报刊上。二十年中我办了刑事、民事、经济、知识产权、涉外等案件300余件，先后担任大中型、合资、独资企业及中央级单位法律顾问十余家，并多次为法律院校讲授律师实务。
　　今年，由于年龄的原因，我不再注册了，但我对律师事业还是热爱的。愿北京市的律师事业不断发展，永远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