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律师制度已恢复20年了，20年的变化发展，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也实在让人高兴和兴奋，回忆往事，又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律师制度，我可以算做第一批归队的律师。
　　当时的律师机构叫做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十几名律师的业务以承担刑事辩护为主，大家轮流值班接待法律咨询，民事案件的代理极少，经济案件几乎没有。
　　1980年初，随着律师队伍的不断扩大，业务内容也逐渐增加，民事代理——特别是离婚、房屋、债务案件的增多，使律师自己也感到了向专业化发展的必要，因此，市法律顾问处内部分出了刑事组、民事组、经济组（包括法律顾问业务）、接待组等专业机构，这为今后成立专业律师事务所打下了基础。
　　我当时可以说是律师队伍中的一名新兵，过去虽然从事过审判工作，但已是20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一切从头学起，首先就得熟悉法律，因此，我主动申请负责组建接待室。我想，接待业务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对于负责解答咨询的律师来说，每接待一位当事人，都是一次当面解答法律问题的口试，这就要求律师平时要刻苦认真地学习，争取每次口试及格。这项工作为律师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法律顾问处的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我便走上了接待工作岗位。
　　1980年，北京市法律顾问处接待室设在前门东大街12楼地下室，全组十几位成员，大部分都是老同志。地下室的条件很艰苦，冬天没有暖气，生煤炉煤烟倒灌，空气污浊，光线也不好，整天都要开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大家也毫无怨言，记得每次咨询仅收费五角，代书一份法律文书，一般只收三元至五元。当时全组年龄最大的马俊武律师（已于去年去世），已年近花甲，他是全组接待来访的冠军。其他律师的接待时间也都是满负荷，有的中午不能按时吃饭，下午不能按时下班，有的晚上还要加班代写诉状和各种法律文书。
　　为了保证接待律师的工作质量和休息，不得不采取限量发号的措施。群众排队领号，成了当时的一道景观。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来访群众；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实行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尚未得到完全平反；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律师是最懂法的，是护法使者，想通过律师找到合理合法解决困难和问题的途径。记得一个外地来访者，要求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已走访过多处政府部门，问题未能解决，最后来到法律顾问处接待室。当时这位当事人手中拿着一只旅行袋，里面装着雷管和炸药，表示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拉响旅行袋里的炸药，自己没命了，也要拉上几个陪客，在北京造点声势。碰上这样的当事人，在场的同志都十分紧张。我记得事情发生在冬天的下午，虽然只有四、五点钟，但天已黑了，为了先稳住当事人，我们推心置腹地与他交谈，安慰他，表示我们愿帮助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我们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民警也及时赶到现场，但未出面，只是准备了万不得已的具体实施方案。天晚了，我们买了晚餐让他吃，端来水让他喝，他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了。通过耐心的交谈，最后他终于同意交出旅行袋。经民警检查，里面确实装着炸药，大家真是吓出一身冷汗。解除了一个重大隐患，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通过这个事件，也使大家体会到律师的接待工作意义很重大，我们为群众解决思想上的疙瘩，用法律的武器帮助他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就能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接待室的律师，每周末的业务学习时间，就是集中研讨接待中的疑难问题，通过讨论，得到正确的答案。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法律水平、业务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为进一步开展律师的各项业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多年过去了，接待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些往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