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律师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占编律师事务所离、退休人员经费来源保障问题也越显突出。
　　到94年底，我市共有从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简称占编所）离、退休人员68名（市直属所26名，区、县所42名）。1985年以前，这部分人的经费开支，纳入市财政预算。自1985年开始，律师事务所进行体制改革，逐步向实行“自收自支”的经费管理办法过渡。这期间，司法部、财政部1986年司发计字[86]164号文《关于法律顾问处经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实行‘自收自支’经费管理办法的法律顾问处，其在编人员的公费医疗，离、退休后的费用仍由同级财政部门解决。”由于当时全市仅有三名离、退休律师并且都身体尚佳，仍在执业，所以文件规定的内容的重要性未能引起人们及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财政部门认为：既然实行“自收自支”经费管理办法了，财政就不再拨款。我局也未坚持争取，此规定在我市一直未被执行。到1993年底，全市占编所全部实行了“自收自支”的经费管理办法，离、退休律师各项经费开支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由市财政拨款改为全部由所在律师事务所承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律师们年纪越来越大，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无法正常从事当前的律师业务，创收减少，开支增大，加大了占编所的负担。以市直属占编所离休人员为例：现有12名离休律师，年纪最大77岁，最小62岁，每月人均门诊医药费187.12元，每年每人需2245.44元，全年需2.7万元。12名离休律师的离休金及各项补贴，每月人均881.91元，全年1.06万元，再加上健康疗养、特需经费人均650元，总计每年人均开支的最低需要为1.35万元，12人所需开支每年最少16.17万元。这里还没有包括大病医疗费用、取暖费等等在内。这样一来，中、青年律师认为是负担，相当一部分人不愿背这沉重的包袱，纷纷调离、辞职，去创办新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人才流失又直接影响到律师事务所的创收。后调入所里的人，由于和老同志不认识，对老同志不了解，也不愿从自己的创收中拿出一部分来养老律师。普遍认为，这些老同志在经费管理办法改革前干了30—40年，改革后仅干几年，养老的责任，政府一点都不承担，全部推给所里，不公平。老律师也感到：不管在哪里工作，都是服从党的安排，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干不动了，没人管，得向别人要饭吃，心里极不平衡。这些直接影响着老律师与中、青年律师两支队伍的稳定、团结，影响着占编所改革的深入发展，使得党的老干部政策，特别是生活待遇方面的政策，在这部分老同志身上贯彻落实增加了难度。
　　我党有着深受群众欢迎的离、退休干部政策，它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反映，是我国敬老养老传统美德的一个体现，律师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好离、退休律师的养老安置问题。
　　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判断的标准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92年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老干部生活待遇的“三条原则”，即今后在制定涉及群众利益的改革方案时，一定要考虑到老干部这个有功的群体，给在职人员增加收入时，也要使老干部的收入得到相应提高，对有特殊困难的老干部，应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现在，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律师的收入同样有了很大提高。离、退休律师却因大半生劳动创造积累上交了国家，体制改革后仅干了几年又到了离、退休年龄。现在的年纪、身体状况使他们没有能力与中、青年律师竞争，离退休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很大，也得不到应有的生活待遇和补贴。在重建和恢复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时，北京市法律顾问处是我市重建律师事业的第一个律师工作机构，是今天全市217家律师事务所、3450余名律师队伍的发源地。我市的离、退休律师，绝大多数人曾是这里的第一、二批成员。为今天的深化改革做了不可缺少的铺垫和贡献，他们有权利和大家一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况且离、退休后身体尚好的老律师，仍在发挥专业特长，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努力做着奉献。据1993年不完全统计，我市离、退休律师创收34.9万元，为企事业单位挽回经济损失200万元。倘若改革使这些老律师生活来源无保障，对他们不公平，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改革的宗旨。
　　十分可贵的是，离、退休律师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真挚、诚恳、积极的。一位老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十分沉痛地讲过：在位时，对怎样为人民群众的需要、为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为律师事业的开拓，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我确实和同行们一起绞尽脑汁，想了许许多多的“如何办”，做了许许多多的“这么办”，唯独对我们自己的晚年，从没想过“怎么办”，这是工作中的一个失误。现在离休了，亲身体验到了许许多多的苦和烦，深感对不住一起创业的同行们。他们没有更多的抱怨，没有消极地等待，而是一方面积极向上反映，相互做思想工作，一方面集中尚有能力的人再创收，以缓解这个律师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在经费开支需要上的压力。
　　那么，在两种经济体制交接、转换的年代里，如何解决离、退休律师经费来源保障的问题呢？那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特殊问题用特殊的办法解决”。
　　首先，这部分老律师原本就是国家干部，直到离、退休前仍在占国家编制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档案中始终保留着他们的干部身份。走上律师岗位，绝大多数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组织的委派或是听从了党的分配，是“派出”干部，离、退休后理应允许他们归队。从工龄上看，以85年为界：85年前的工龄平均为36.7年，86年后的工龄平均为4.5年。他们大半生劳动创造的财富，全部上交给了国家，离、退休后国家理应给予返还性的支付。
　　其次，律师事务所实行自收自支经费管理办法改革，85年才开始试点，86年在市直属所和城区所推开，一些远郊区县到93年才真正实行。在实行自收自支后的短短几年中，不难看出，这些老律师创收积累实在难以承担“安度晚年”的需要，全部由所在律师事务所承担，中、青年律师也感到难以接受，这样也不公平。若强要其承担，只会加剧占编所人才流失，创收减少，造成入不敷出。
　　再者，到95年底，全市律师队伍中离休人员共29名，同期到位的退休人员也计算在内，还不到100名。虽然人数不多，但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鉴于律师事务所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恢复建立晚，改革前没有资金积累，承担不了离退休人员的养老经费。为此我们建议，截止95年底的离、退休律师，由其所在律师事务所为其向国家财政交付一定数额的养老金后，其离、退休金等各项经费开支均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解决。也就是执行司法部、财政部司发计字（86）164号文件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