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给中国驻美国L城领事馆的法律协助意见书，已是凌晨三点钟了。我毫无倦意，点燃一支香烟，在房间里踱步沉思：那老母亲的愤恨诅咒，那妻子儿女的悲痛控诉，犹在耳际回响。我又陷入了对这桩案件的回忆之中……
　　母子情深
　　1948年秋，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上校军需官司马文森抛弃身患重病的妻子陈桂贞和年仅五岁的独生子司马健，偷偷带着姨太太和家里的全部值钱细软，转道上海，逃往香港。陈桂贞悲愤欲绝，下意识地向街头井台走去。当她看到跟在身边，满脸泪花的儿子时，心软了。她抱起司马健，喊了声“可怜的孩子”，便嘤嘤地哭了起来。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陈桂贞享受免费医疗13年，终于治好病症，恢复了健康。儿子也依靠人民助学金读到了高中毕业。1962年，司马健到耐火砖厂当学徒工，每月工资24元。陈桂贞在家里糊火柴盒，一个月也能收入20元左右。当时，母子俩的生活来源虽然有了保证，但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苦的。陈桂贞爱子如命，希望他将来能做一番事业，为母亲争气、雪耻。三年困难时期她看到儿子读书刻苦，常常吃不饱，身体瘦弱，于是就每月拿出全部收入的一半给孩子做些好吃的，增加营养，而自己却靠咸菜或盐水吃饭度日。后来她见儿子常年穿着劳动布工作服上下班，心里很不好受，就偷偷地外出捡废品卖钱，积攒了三个多月，给孩子买回了一套兰咔叽布建设服。青少年时期的司马健很懂事，他深知母亲为抚养自己操劳半生，耗尽了心血，十分不易，因此对老人既尊敬又孝顺。吃饭时，他看见母亲常常借口躲出去，就主动把好菜送到老人碗里，而将咸菜夹回来自己吃。发了工资他一分钱不留，全部交给母亲。每逢年终领到奖金，他总是想方设法为母亲做件衣裳或买双鞋，剩下的钱再买些老人爱吃的点心、水果。他不吸烟不喝酒，不交往朋友，很少外出游玩，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晚饭后，他总是一头钻进自己的小屋里看书，有时嘴里还哼哼些曲调。有一次，陈桂贞拉开小屋的门，看见儿子脖子上夹着一根细木棍，手里拿把鸡毛掸子十字交叉地拉来拉去。她问这是干什么，儿子说这是在练小提琴。街坊邻居都夸司马健是个好青年，为人老实，听话，孝顺，将来一定有出息。陈桂贞听了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甜滋滋的。但她一直为没能力给儿子买一把小提琴而深深内疚。
　　和美家庭
　　“文革”开始后，司马健自然成了“黑五类”子女，被编入“专政队”劳改。每天，他除干好脱坯、装窑、搬运等重活外，还要扫茅房、倒垃圾、劈柴、送煤。他默默地忍受着体力上和精神上的重压，性情变得越来越孤僻了。回到家里，他时常痛哭流涕，偶尔也发发牢骚。陈桂贞劝慰说：“孩子，别忘了政府对咱娘儿俩的好处，忍一忍吧。少说话，多干活，没什么坏处。”邻居们看到司马健这副可怜相，私下向陈桂贞建议说：“这孩子已经23岁了，给他找个对象吧。有个家，小健的性格或许会变得开朗一些的。”陈桂贞感叹道：“这样的家庭，哪个姑娘肯上门呀？”
　　1970年，司马健调到新成立的建材机械修配厂工作，对他的禁锢也放松了。他开始和周围的年轻人有了较多的接触，思想也比过去活跃多了。第二年11月，厂里把新来的女青年万玉萍分配到司马健的磨床组学习技术。万玉萍22岁，自小失去双亲，是由姨妈抚养大的。她为人忠厚、善良，心灵手巧，不到半年就能够独立操作磨床，生产合格成品了。
　　劳动、工作是了解和考察一个人的重要手段。师徒俩在劳动中彼此帮助，相互体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万玉萍能正确看待司马健的家庭出身，对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不屑一顾。她对司马健及其母亲抱有好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情在日益加深。1973年，30岁的司马健和24岁的万玉萍终于排除万难，结为伉俪。两年后他们有了一子一女。家庭里暖融融的，小日子过得和谐而美满。
　　为了贴补五口之家的清苦生活，陈桂贞白天精心照看孙子孙女，操持家务，晚上从街道扛回来整麻袋的中药材进行挑选加工，一干就是大半夜。万玉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常常死推硬拽地让婆婆去睡觉，而自己却通宿不眠，把活干完。
　　当时，司马建对小提琴着了迷，经常把同事的二胡借来，一头夹在腮帮子底下，一头用左手握住练指法，右手拿着马尾弓拉来拉去练弓法。万玉萍想，拉琴是有益的活动，丈夫十几年来就梦想有把琴，做妻子的应尽力支持。于是她参加了献血，用得到的80元营养费在信托商店买了一把旧提琴递到丈夫手里，并且托人介绍他到一位专业提琴演奏员家里去学艺。司马健感动得不知怎么说才好，发誓要报答妻子的恩情。两年过去了，司马健风里来雨里去，勤学苦练，技艺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次，他在文化宫组织的工人业余音乐会上，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成功，赢得观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路途巨变
　　1977年，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文艺院校招生中，司马健幸运地考入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学习。从此，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
　　司马健是带工资上大学的大学生，不享受助学金。最初，他生活上还能克勤克俭，每月自己留下27元，给家里15元。可是不久，他看到一些同学衣着华丽，花钱大方，觉得自己过于寒酸了，这怎么能和自己这未来音乐家的身份相符呢？他要变了，要追时髦了。他开始学习、效法，梳妆打扮起来：衬衣要硬领的，皮鞋要溜尖的，西服要纯毛的，领带要进口的。钱呢？他开始挤家里。万玉萍深明事理，从无怨言。为了丈夫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她答应不再要那15元钱，而且还从自己的伙食费里挤出5元钱补贴给他。尽管这时万玉萍的工资已提到48元，但家中老小四口人靠这一点收入过日子，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一切他们都忍耐挺住了。不久，司马健开始吸烟，喝酒，下馆子，应酬朋友了。一个月的工资常常半个月就花得精光，后十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就东摘西借或者“蹭”饭吃，甚至开始骗钱了。一次，他对原来同厂工作的一个工人吹嘘说自己参加外地演出，酬金100元，不久即将汇来，现在手头急用，要借50元，这个同事信以为真，把钱借给了他。他拿了钱一走了之，再没有回音。万玉萍知道后，不敢告诉婆婆，悄悄借钱还了帐。
　　1979年夏季的一个晚上，司马健在陶然亭公园里把万玉萍介绍给一个港商模样的中年男子相识，并让妻子陪这个人走一走。万玉萍以为他是丈夫的同学，出于礼貌，就陪同他向湖心岛走去。哪知到了僻静处，这个男人却动手动脚起来。万玉萍声色俱厉地斥责了他，可他却说：“你先生欠我五百多块钱，咱俩玩玩就算还帐了，你不觉得这是便宜买卖吗？”万玉萍完全明白了，丈夫在变质，在堕落，在向犯罪的泥坑里滑下去。但是她毕竟太善良、太幼稚了。她既不告诉婆婆，也没有向学院领导反映，仅仅在得到丈夫的几句假意认错和改过保证的话之后，就轻易地原谅了他。
　　善良的人啊，你将得到什么报答呢？
　　飞向“天堂”
　　1980年冬，陈桂贞突然收到派出听转交的一封寄自美国旧金山的来信。寄信人是司马文森当年在军队里的拜把兄弟韩品山。信中说，司马文森1951年到了台湾，1969年退役后在新竹市靠卖茶水和煮花生赚钱度日。姨太太勾结一个男人，偷了司马文森的全部积蓄私奔潜逃了。司马兄穷困潦倒，于1972年病故。临终前他忏悔自己抛弃家小的罪恶过去，思念亲人，渴望回归故里，请求宽恕。韩品山在信里还说道，他自己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于1973年到美国定居，在L城开了一家四川菜馆，日子还过得去。询问嫂夫人有什么困难，为弟的一定鼎力相助。
　　司马健对这意外的机遇兴奋异常。他不顾母亲妻子的一再奉劝、阻拦，私下给韩品山写信，表示自己要去美国留学，希望对方提供经济担保和单程机票。韩品山在他的一再纠缠下，又碍于兄嫂的面子，于是就答应了。
　　1981年7月，司马健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办好了出国手续。陈桂贞、万玉萍见事已至此，也盼望司马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于是东拼西凑，倾其所有，凑了530多块钱给他制装、买皮箱和一些零星生活必需品。阴历8月15日，全家人围着方桌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晚上，万玉萍靠在丈夫身边，望着窗外明亮的月光深情地说：“你这一走就是三年。不要忘记年迈的妈妈和幼小的儿女，我等着你平安地回来……”。她把脸贴紧丈夫的胸膛，失声痛哭。
　　无耻背叛
　　司马健就读于V音乐学院不久，认识了台湾女留学生程美娟。程的父亲在美国有巨额资产，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些商界要人、社会名流素有交往，是一位有影响的“路路通”人物。司马健摸清了这些底细后，就和程美娟接近起来。他无微不至地关心这位阔小姐。每天上学送、放学接，假日陪着一起看电影、听音乐、郊游、野餐。他对程的父母极为恭顺，言听计从，主动帮助料理家务，采买物品，事无巨细，总是抢着去办，而且从不要报酬。他隐瞒了国内的家庭情况，谎称北京只有一个寡母，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自己将成为一个漂流海外的孤儿。程老先生经过几年的观察，看到这位小提琴家是个人才，且又聪明、勤快，于是轻信了他的瞎话。在和家人商议后，决定招这个骗子入赘，做个养老女婿。司马健喜不自禁，认为离天堂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一生的荣华富贵，他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首先，他把每月写一封家信的时间间隔拉长，有意冷淡与母亲、妻子的关系。其次，他胡诌什么学院学制延长，十年之内回不了家。最后，他竟无耻地声称，美国政府爱惜人才，象他这样天才的音乐家是永远不可能回国了，让妻子忘掉他，自奔前程吧。
　　1984年，司马健修业期满，受聘于某著名交响乐团，年薪四万八千美元。此时他的护照签证已经到期。他向移民局申请在美国定居，但未获批准。他求助于未来老岳丈打通关节，也只能短期地延长居住时间。他犯愁了。突然一个罪恶的意念涌上心头。他想，如果所有的办法都不行，无法长期居留，就向当局请求政治避难，声明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
　　程美娟已经29岁了，她多次催促司马健办理结婚手续，但是司马健总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拖延。因为他十分清楚，不把国内的关系连根铲除，在美国公开再婚是很危险的。一旦报刊披露，就是丑闻，自己的前途、荣华富贵就完了。他想向当地州法院申请离婚，以缺席裁决的方式斩断与万玉萍的关系。然而根据法律规定，他得支付一笔数额可观的赡养、抚养费，而且还在程家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欺骗嘴脸，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可是，程氏一家催得很紧，怎么办呢？他瞑思苦想，心生一计。一方面为了表白自己忠于爱情，他先和程美娟同居；另一方面却秘密地向中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妄想以全权委托国内代理，自己不出庭的方式拿到离婚判决书后，再办理无配偶公证，一箭三雕，以期达到做个百万富翁的女婿，入籍美国，享受荣华富贵的目的。
　　然而，我国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起诉。1985年，中国律师以除邪扶正的凛然正气，为陈桂贞、万玉萍及其子女奋笔代书，控告司马健忘恩负义，不承担赡养、抚养义务，遗弃家庭成员的恶劣行为，并配合法院请求领事馆协助，责令被告人立即回国，承担赡养抚养义务。
　　为了金钱、为了物质享受而出卖灵魂，丧尽天良的司马健的多年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残月弯弯，夜黑风劲，河水汹涌湍急。司马健徜徉在陡峭的石壁岸边。他思绪万千，朦朦胧胧，远方仿佛飘来一支古曲：天上月，遥望恰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