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市立第19中学校办工厂厂长、老教师栗荣成被六名刑警活活打死。案发后，六名被告在郑州、北京、驻马店等地聘请了十二名律师为其辩护。而被害人的妻子、四个女儿和七十多岁的老母在河南奔走呼号，竟连律师都请不到。迫不得已，被害人家属只得来到北京聘请律师。我和苗清仲律师接受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作为代理人参加了这一案件审理的全过程。
　　1987年10月30日，新乡市发生一起硫酸毁容案件，市刑警大队二中队在侦查过程中将栗荣成列为嫌疑对象。1987年12月17日8时许，被告人王伟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等将栗传唤到二中队办公室进行讯问。从10点30分开始，在长达18个小时内，被告等人使用铁铣把、木板、木棍、金属棍、警棍、警绳、手铐等作案工具对被害人捆绑、吊架、电击、毒打、至18日凌晨5时，栗荣成停止了呼吸。栗从头部到脚踝部多处大面积表皮剥脱、软组织严重损伤，皮下出血，其状惨不忍睹。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复核鉴定认定：死者栗荣成患有冠心病，因受捆绑、悬吊及钝器打击，造成广泛软组织损伤及精神过度紧张，疼痛性休克，促使心力衰竭死亡。
　　在法庭上，被告人王伟英、崔文斌（二中队长）拒不认罪，被告的辩护律师称被告等人的行为是“工作中的错误”。对此，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指出，被告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是犯罪，而不是所谓“工作中的错误”，这个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众所周知，刑讯逼供是被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就本案来说，六名被告人在长达18个小时的时间里，对被害人实施各种肉刑，使被害人遍体鳞伤，直至将其折磨致死，这还能说是工作中的错误吗I？大量证据表明，被告六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以打人取乐，这难道是他们的工作吗？被害人栗荣成是被传唤到刑警队而不是被拘传，对于被传唤的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询问，而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但在将近一天一夜的时间里，被告等人不让栗荣成回家、休息、甚至不给饭吃，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被告人对法律的蔑视吗？这难道是他们的正常工作吗？他们的行为难道只是“错误”而不是犯罪吗？刑法对职务犯罪有明确规定：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在特定身份下的犯罪，不能作为被告减轻罪责的借口，而是对被告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
　　经过几天的辩论，法庭以伤害罪对被告六人从重处罚，其中主犯王伟英被处无期徒刑，崔文斌被处15年徒刑，张建民有期徒刑13年……
　　今天，虽然这一案件程序上已经结束，但是，我们掩卷沉思，觉得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观念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一、刑讯逼供是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所采取的野蛮手段。建国以后，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刑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应当说中国人民吃尽了刑讯逼供的苦。但是，时至今日，刑讯逼供的思想却仍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个案件中，栗荣成是被冤枉的，现在其家属已被妥善抚恤。但是，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话：栗荣成虽然被打死了，但并非平白无故打死的，公安局为什么专打他，不打别人？是他自己有问题。所以公安人员打他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应当从轻判处的。甚至一些司法战线的领导同志居然也如此认为。建国40年了，我们社会的法制观念仍处在这样一个低水平上，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更有甚者，新乡市的某些领导竟然认为，从维护社会治安及维护公安人员形像角度出发，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判处，这难道不荒谬吗？社会治安足以法制严明来维护的，而不是靠滥施肉刑来维护；公安人员的形象是靠他们严格执法的行为来树立的，而不是靠纵容迁就他们的错误甚至是犯罪来维持的。栗荣成案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刑讯逼供有很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刑讯逼供现象还在不断发生，仅新乡市1987年一年，公安人员就打死三人，栗荣成仅是其中之一。如果这种思想不能根除，这种现象不能杜绝，它将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二、在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人治”是充满惯性的习惯，“权大”还是“法大”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不少地方和单位有家长式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可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他们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横加干涉，强迫司法机关按他们的意志办事。不信请看：栗荣成被打死后，崔文斌的父亲崔某（新乡市人大主任）到郑州找到王伟英的父亲王某（原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说：“孩子们都是为了工作出的事嘛，要重判我也不答应，也就是个三、五年”。他让王某亲自出马找关系说情。崔某的女婿王××（新乡市新华公安分局局长兼政委）于六月廿日跑到市中级法院，指着院长骂道：“中国青年报和法制日报发表揭露这案子的报道时，你在北京，为什么不制止？你还想不想当院长？”在市委副书记亲自劝阻下，此人才悻悻离去。开庭之日，市委某负责人托郑州口：记者出面请北京来的几名律师吃饭，席间公然替被告人说情摆好，说什么“孩子们都是工作中的错误”；“都是些法盲，素质低”；“他们都立过功，办了不少案子，为新乡市社会安定作出过贡献”、“重判了今后新乡市的公安就没人愿意干了”等等，等等。这些人对这些罪犯如此关怀备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六名被告中有五名是高干或有权有势的人的儿子，崔文斌外号“崔衙内”，为了取得电大文凭，他指使市电大一教师偷出考卷作弊，（该教师已被判刑二年）。其他被告也是靠关系混进公安部门。
　　正如说情者之一所说，这些被告“都是些法盲，素质低”；他们既不努力学习政治，也不懂得法律，在办案时，专门搞刑讯逼供也就不足为奇了。执法者竟是法盲，这是多么苦的一个笑话！这些人的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极大民愤。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幕前幕后有许多人跳出来活动，想把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法律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她的公正与威力，罪犯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道路上，权与法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