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闻到一则消息：某水产公司冷库党支部书记因不懂业务，滥签合同，并遣一名库工赴外阜购进了与合同不符的数千公斤带鱼，随便堆放于冷库，撂置脑后，不再问津，致使带鱼全部腐烂，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九万余元。该冷库上级单位鉴于支部书记的错误，给予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错误名曰：“严重官僚主义”。
　　笔者认为，该支部书记的严重渎职行为是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已构成玩忽职守罪）绝不能为党纪、政纪处分所替代，二者可兼施，但前者是必须的。
　　中国封建法律制度中有一种名曰“官当”的制度，它始出于北魏，正式入律于唐。意即具有官位的人犯罪，可以以官抵罪而免受“五刑”之苦。它与历史上的“八议”制度并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条款。官与民同罪，为民者，“徒二年”；为官者，撤销“五晶”了之。
　　封建社会的“官当”无可厚非，封建法律本身就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而社会主义的法律则与封建法律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做事的，不享有一丝一毫的特权。这是中央一再三令五申，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的。因此，对于本已构成犯罪的领导干部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仅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这种贬官为民的做法，不能不使人感到此举有“现代官当”之嫌。
　　目前，反腐败已被列入国家议事日程，中纪委业已为此发出通知。而腐败之一，即为“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允许“官僚主义”的存在，更不允许以“严重官僚主义”为名目，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为手段而使那些因职务犯罪的“昏官”逃脱所应受的刑事处罚。否则，一是有悖于社会主义法律原则，让群众终日为“官当”所困扰，由此败坏党风及社会风气；二是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试想，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就“当”了九万元，如此这般的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又该“当”多少？可我们的家底呢，经得起如此巨额的“典当”吗？领导干部应各司其职，各称其职，对于那些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撞钟和尚”，一经发现，即刻撤销其职务，这本是很正常的政治生活制度，可偏偏有些同志不喜欢这一点。非犯罪，才想起撤其职，而所犯过错又非撤其职所能饶恕。在这些人眼里，职务是绝好的护身符，是价值连城的金缕玉衣。这种长时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就是“现代官当”的基础。而它与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是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铲除。
　　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条“重典治吏”的重要立法原则，他认为始于北魏盛于唐的“官当”制度，如果照搬入大明律，必然被官吏犯罪逃避刑罚所利用。所以，明朝以后，“官当”作为制度在律文中即销声若迹。而社会主义立法和司法原则的重要一条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无须象明太祖那样为给予官吏刑事处罚而修定律文。所以，笔者认为，消灭现存的“现代官当”不应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是，如果不去真正地、始终如一地执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现代官当”很可能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