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四被告人侯A、侯C、侯D、侯E及第三人侯B均系被继续人侯××之子女。原告人刘××（女，71岁）是历史学家侯××之姨表妹。1962年刘××给侯C照顾小孩，侯C每月给付刘××保姆费。自1966年起，刘××照顾侯××至其病故，每月则侯××所在单位支付保姆费。文革落实政策后。侯××为感谢刘××在文革中对他的特别照顾，曾赠与人民币1000元。侯××自1981年起言语不清。1987年6月因脑动脉硬化及肺部感染等病住院（此时已失语）。1987年7月30日，原告人刘××以其委托两名律师及第三人侯B在侯××病房，以侯××点头或摇头的方式所作访问记录中记载侯××将一万元给刘××是侯××的遗嘱，要求四被告人按“遗嘱”给付她一万元，并要求报答她的恩情，另外，还以继承法第14条为由；要求分享侯××的遗产，并起诉于法院。
　　二、被告人侯A、侯C、侯D委托北京市第五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代理人应诉，并提出如下的代理意见：
　　（一）1987年7月30日原告的代理律师李×与死者侯××的会见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1987年7月30日的会见笔录，不能做为遗嘱，因为它不符合我国遗嘱的法定要件，作为证据，也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如果这个会见笔录用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来衡量，那么按照我国继承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应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一人代书，并由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作为代书遗嘱最重要的要件，必须是代书人按照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准确书写，写完要念给遗嘱人听，遗嘱人同意后签名才有效。而这个会见笔录是事前拟好有利于原告的问题，由会见人引导向被会见人提问的。我们不禁要问，会见人过去与遗嘱人从不相识，如何知道要问这些问题呢，而且会见笔录是以遗嘱人侯××点头作为他的同意表示，这根本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
　　如果说这个会见笔录作为口头遗嘱，那么，按照我国继续法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口头遗嘱应该是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所立。紧急情况解除后，所立口头遗嘱无效。虽然侯××7月30日病情严重，但经医院抢救，后病情好转，可以再立公证遗嘱或代书遗嘱（但要符合法定要件）。所以，口头遗嘱亦应无效。更何况，侯××根本失去了用语言表达意思的能力，而口头遗嘱最为重要的是要遗嘱人亲自口述，在这个“遗嘱”中，侯××没有说过一字一句（因为他根本无此能力，正因如此，故笔录的最后答话“10000元”也是虚假的，不足为信的）。因之，这个会见笔录也不符合口头遗嘱的法定要件。当然，也不是口头遗嘱。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继承法第22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遗嘱无效”。即使退一万步说，7月30日会见笔录能够算作侯××的遗嘱，那么，根据我们调查，第一次与侯××见面的人根本不可能听懂他残存的一点语言，这点为侯治病的医生也承认。侯××与外界的交流只能借助于原告人刘××与第三人侯B，而此二人均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我国继承法第18条规定：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做遗嘱见证人，更何况，他们做为翻译参与进来呢？因此，这个会见笔录是否为侯××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不言而喻了。另外，侯××因病失语（见医生诊断结论），所以，他不具有一般正常人立遗嘱的行为能力。侯××卧病在床，又不能讲话，是谁的意愿要律师来做会见笔录的呢？如前所述，律师的问话提纲是谁拟定的呢？因为没有外人能懂侯××的意思表示，那么，请律师来和律师的问话提纲显然是原告人刘××和第三人侯B所拟定。这种诱导性的问话是违反我国的法律规定的。
　　根据我们到侯××所住的协和医院去了解，侯××自1987年7月24日至8月初神志差，尤其在1987年7月30日病情严重，血氧低，这种病可以导致病人糊涂。因此，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为的任何民事行为，其可靠性是值得商榷的。更何况，侯B在84年曾利用侯××的病来使其签署了并非侯××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不应签名的文件（证据已交法院。这里不详述）。从以上的几点可以得出结论，7月30日的会见笔录不仅不能做为侯××的遗嘱，即使是作为证据，也是没有证明力的。
　　（二）刘××无权要求抚养费。
　　据了解，刘××从到侯××家工作起，就每月领取工资，因此，刘××扶侍侯××是有报酬的，二人关系是雇佣关系。另外，侯××的亲朋好友以及同事去看望侯××，刘××在旁边时，侯从未向来人介绍刘的身份。可见他没有把刘××当成自己家人。
　　刘××有自己的亲生子女，我国婚姻法第15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此，刘××要求赡养的对象应是其子女。刘××在侯家的地位决定了她不仅无权要求扶养费，而且也不符合继承法第14条可以适当分给其遗产的条件。至于报答刘××是侯××继承人家庭内部之事，无须拿到法庭讨论。
　　（三）侯××1978年所立遗嘱有效。
　　侯××1978年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精神状态清楚时，曾立有遗嘱，将其存款献给国家。并且，社科院历史所的很多人都知道侯××要将其存款捐献给国家的意愿，这一点与其遗嘱所表达的意思一致。应该说，此份遗嘱是侯××的真实意愿，并且是合法的，应该给予认定。
　　综上，我们认为原告人刘××的请求是不合法的，是违背侯××的真实意愿的。因此，不应认定。
　　三、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采纳了被告方代理律师意见，认为：1987年7月30日侯××在其病重且失语的情况下以点头、摇头方式所立“遗嘱”，不能确认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故不能认定该“遗嘱有效，判决驳回原告刘××的诉讼请求，诉讼费一百二十元由原告负担。
　　编后语：这是一件典型的遗产纠纷案例。该案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它既涉及法定继承；又涉及遗嘱继承。同时，群众对案情的看法也极不一致，有的同情原告；有的同情被告；而死者的五个子女中也有分歧，有一人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其余四人则是被告。特别是原告曾扶侍照顾死者二十多年，由于尽心竭力，博得了人们的赞扬和好评。但是，感情不等同于法律。由于原告要求无法律依据，终于败诉。
　　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按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原告是否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二是按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1987年7月30日的访问记录，算不算侯××的遗嘱？是否具备遗嘱的法定要件？
　　被告代理律师正确的抓住上述两个关键，旁微侧引，深入浅出，有理有据的反驳了原告的论点，充分证明了原告与被继承人是有偿服务关系。
　　对1987年7月30日的访问记录是否具有遗嘱效力的问题，被告律师紧紧把握问题的要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象剥棕榈似的，层层深入，最后把“访问记录”大曝光，雄辩地证明“访问记录”不具备任何一种遗嘱的效力。
　　附带指出，原告的诉讼请求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求按继承法第14条分给一部分遗产；另一方面又说“访问记录”是合法遗嘱。按我国继承法的原则，遗嘱继承的效力高于法定继承，既然请求按遗嘱继承一万元，何必又按法定继承请求分得适当遗产呢？
　　关于法院判决，总的看是正确的。但微嫌不足之处是对原告要求按继承法第14条分得适当遗产，没有做针对性驳回。